30歲生存競爭力
南韓財團成功的神話並非如連續劇般，只是幾位企業家庭的故事而已，和政治人物博感情，是成為大企業的唯一方式。為了企業存活，必須從根本開始培養，政府為了復興國家經濟，也必須要餵飽這些大企業的肚子，而「大馬不死」的神話，就是在這樣的政商關係下產生的。
道德風險這東西，透過鏡片與沒戴鏡片來看，有很大的不同，很多事在戴眼鏡之前是看不到的，而「大馬不死」的神話就是典型的道德風險，政府給予企業多方集中式的協助支援，但卻未對這些企業嚴格監督，這些受惠的企業如果不當使用政府奧援或經營失敗，也不會受到任何處罰，這些企業因此產生不顧後果姑且一試的心態。
在國家強烈奧援企業的環境下，南韓在一九七○年代經濟迅速發展，當然這種國家道德風險也引發了一九九七年的南韓金融危機，許多的南韓經濟英雄在這段時間倒下，於二○○五年六月歸國的前大宇集團會長金宇中，結束了長達五年八個月的逃亡生涯，他也是在金融危機倒下的英雄之一。
Moral Hazard經濟學
道德風險（Moral Hazard）是最能彰顯人類自私心理的經濟學概念。例如在投保火災險後，就懶得去認真預防火災的發生，甚至有可能為了賺取保險費，故意引發火災以詐騙保險金；在企業裡，如果是團隊合作的工作，每個人都希望負責最簡單的部分，這也是一種道德風險，反正在群體中，也無法彰顯出自己的功勞。
道德風險的發生建構在認為別人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我昨天做過的事只有我自己知道，其他人不會知道。」也就是自己與他人的認知不同產生了道德風險，如果保險公司可以完全掌握投保人是否有預防火災或是否會故意造成火災，即可以預防保險人的道德風險發生；如果企業可以掌握每個員工工作狀況，員工競爭力也會明顯不同。
人非萬能，無法使所有資訊對等，但努力可減少道德風險的狀況發生，透過「功過賞罰機制」，對做錯事的人給予處罰，有功的給予應得的獎勵，這也是經濟學中排除道德風險的解決方式，即使無法知道對方的行為，也可以讓對方做好自己的工作。
計程車司機要求雇主公司將酬勞改為月薪制時，公司極力反對這個提案的理由也是要預防道德風險產生。在公司立場上，公司無法監視每位司機是否認真載客，唯有要求司機將每天載客所得上繳，雖然對司機有些刻薄，但唯有如此，計程車司機才會為了賺錢盡最大心力工作。
南韓財團的誕生
一九六○～七○年，朴正熙政府以短期間跟上先進國家腳步的理由，對少數企業進行多方集中支援，十位曾任經濟計畫院的幕僚共同編著的《秘史，經濟計畫院33年，南韓經濟的榮辱》一書中，指出經濟計畫院在六一年受到朴正熙總統的指示建立並且主導南韓經濟開發，而經濟計畫院在九四年更名為財政經濟院，於九八年再更名為財政經濟部。
在政府與企業的互動上，政府佔有絕對優勢，因為當時在南韓沒有一間像樣的企業，在政府的領導下，導入銀行對企業融資與民間企業借款，因此政府有實際的影響力，許多企業投資都是透過經濟計畫院給予直接的指導和干涉。
但計畫院主導的成長中心開發策略，在某個程度上也產生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因為「不均衡的經濟開發」在各種外銷支援的政策上，不得不擔心產生出壟斷性和經濟力集中的弊害；由於政府偏重支援某種類型企業，造成某些企業競爭力下降以及過度膨脹。
南韓經濟比其他開發中國家起步要晚，如果要短時間大幅成長，就必須接受不可避免的副作用，這也是當時政策負責人的想法。
坦白說，南韓財團並不是透過市場競爭機制而發展，而是由政府選擇策略性產業，再從中挑選該產業的指標性企業，並全力對該企業進行集中性協助，如電視產業的金城、牙膏產業的樂金、建設產業中的現代企業，其他企業不得侵犯政府所指定的領域，政府為這些企業灑下了保護網，當政府決定好各業種別的指標企業後，就大規模的將借來的外資分配給這些企業，幾乎是奉送式的給予企業支援。
金融機構透過政府的指示，給予財團資金借款，而原本金融機關都必須為自己所借出的貸款，進行借款人監督，避免借款人不當使用。但當時財團確信「大馬不死」的信念，想說：「先借錢吧！想要賺錢，就必須無條件擴張，若有問題，政府會負責的。」
前面提到，如果要避免道德風險的發生，必須設置功過賞罰機制，但當時因為沒有市場競爭力，也沒有被市場淘汰的危險，而每個企業都有屬於自己所負責的產業，所以也不會有被同行企業併購（M&A）的威脅。此外，借錢出去的金融機構未扮演監督的角色，企業濫用借貸資金，也不用擔心會被相關機關責罰，人民必須阻止像這種企業和政權、金融機關所產生的如垃圾般的國家型道德風險，中央銀行隨便將錢借出，將導致通貨膨脹產生。
在一九七二年時，以債務凍結的方式，使每一位國民的財產瞬間消失，盲目擴張只會導致企業經營不善，所以政府要求企業以低利償還或全部轉換出資方式（轉換為部分公司的股份），這也是南韓人民對朴正熙總統評價兩極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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