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的時候，我們想到的代價無非是機票錢，旅費，住宿，手機漫遊，請假耽誤的正事，甚至旅行期間少賺的錢，但是很少人想到旅行真正的代價遠遠高於這些。
出一趟國門，把搭乘的飛機，租車，旅館使用的電力等等加起來，短短三五天動輒就製造出每人份將近十噸的二氧化碳(台灣美西來回一趟每個人就製造約六噸的CO2)，快速的代價是驚人的，難怪歐美市面上開始一種前所未有的『抵銷業』，通常是透過種樹的方式，幫助懷著罪惡感的旅行者，製造出氧氣把同量的二氧化碳抵銷掉，減緩日益嚴重的地球溫室效應，有如二十一世紀的贖罪券。
自從這個方法受到企業跟消費者歡迎以後，就像任何行業，也開始了激烈的競爭，成了一項最新最熱門的高利潤行業，爲了搶生意，開始有公司強調他們的樹種在熱帶的溼熱地區，因為同樣的成本，種植在氣候暖和地方的樹木，成長的速度是一般的五倍，吸收二氧化碳的量也高達寒冷地區的十五倍。
當大部分人在如何快速地取代大氣裡的CO2時，卻沒有太多人想到根本的辦法，是如何減少污染。
就算不旅行，下次家裡的燈泡壞了，也換成省電燈泡吧！
久久用一次的家電，充電器，乾脆把插頭拔掉吧！
開一年的車上下班，製造的二氧化碳跟車一樣重，試著多搭公共交通工具吧！
至於旅行的人，與其十天遊歐洲十四國，在最短的時間內製造出最多的空氣污染，還把自己累得半死，不如定點旅遊吧！
或許，跟飛機說再見，讓我們重新學會火車，巴士，乘船，甚至步行登山，騎腳踏車，慢慢透過雙腳認識這個世界的樂趣，是旅行的另一種可能性。在台灣也有一個新興的千里步道運動，是由荒野保護協會徐仁修、文學家小野與社區大學創始人黃武雄等連袂發起的一項「大地運動」，最近許多人都開始呼應這個計畫，希望能鼓吹更多人選則以步行或騎自行車的方式走遍台灣、接近台灣，藉由全民的參與，探查並創設一條美麗的環島步道，同時寄望步道周邊能立法設為「美麗風光保留區」，努力保留台灣山海原有的自然與人文景觀。
美國人平均一年製造二十立方公噸，也就是四萬四千磅重的二氧化碳，想起來似乎很恐怖，但是如果稍微計算一下，並沒有那麼令人絕望，因為一棵種在熱帶的樹，每年可以吸收平均五十磅重的二氧化碳，而這些樹平均可以長四十年左右，也就是會吸收整整一噸的CO2，也就是說如果每個人請這些專業的抵銷公司，每年不間斷地新種五棵樹，那麼基本上就可以抵銷大部分個人製造出來的空氣污染，在許多我看過的所謂抵銷公司之中，最貴的種一棵樹要收三四十塊錢美金，但是有個最便宜的NGO，卻一株只要一毛錢美金，所以一年如果花四十美金，就可以種四百棵樹，並不見得像想像中那麼昂貴，或是有錢人的特權。
你是選擇減少污染的千里步道派，還是種四百棵樹的抵銷派？
無論是千里步道還是抵銷，我想說的其實不僅是環保，而是一種對生命的態度。
抵銷派選擇最快速立即的享受，到達目的以後再尋找最快速彌補的方法，即使因此造成傷害也在所不惜，因為這就是現代生活的代價。這樣的人勇往直前，在商場上很多，他們不怕做錯，因為錯了也沒有關係，重要的是是否能夠盡快地矯正或是彌補過來，用結果來說明一切，手段和過程都只是可以忽略的。
千里步道派選擇苦行，在慢的過程當中，開啟了一種反潮流的生活方式，抱著『我已經盡力了!』的優越感，這樣的人在高級知識份子間佔多數，無論是慢食運動的始祖，或是從各種角度切入的環境保護人士，堅持減少傷害比補救措施重要，就好像減少使用比再生資源重要，最重要的往往是道德觀念的把守，而不是現實。
反對用猴子進行藥物實驗的珍古德，顯然是千里步道派，即使因此延誤救人的新藥物發明，也沒有關係，因為這是一場善與惡的戰爭。
至於前美國總統高爾，則是抵銷派，他拍環保紀錄片The Inconvenient Truth過程當中所製造出來的污染，經過計算以後用來資助購買美國印地安原住民部落的風力發電，高爾不會因為拍電影會製造污染而決定停拍，因為他一定相信，一部可以喚醒環保意識的電影，即使不捐抵銷費在弱勢團體，這樣光明正大的目的，已經足以抵銷拍片的污染。
珍古德沒有錯，因為她相信醫藥科技的進步，不是非得維繫在用猴子來實驗，一定還有很多其他更好的選擇。
高爾也沒有錯，比起花了同樣大筆鈔票還製造污染的大濫片導演，喚醒全球環保意識，面對地球溫暖化的電影，製造一點點可以彌補的污染是必要的代價。
怕的只是，人生這場旅程，有些錯誤一旦犯下是不能抵銷的，唯一的辦法是慢下腳步來，減少犯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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