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幸福
From : 新井一二三‧東京人
在我小時候的日本，幸福是很具體的。對一九六○到七○年代，東京奧運會剛過後時期的日本兒童來說，幸福是生日的奶油蛋糕。圓圓的蛋糕上面豎起跟年齡同數的各色小蠟燭來，媽媽點上火讓你一口氣吹滅，然後大家拍手唱英文的〈HAPPY BIRTHDAY〉。現在回想，那奶油蛋糕恐怕跟鮮奶油沾不上邊兒，大概是人工黃油加人工砂糖弄成的，說不定還包含著不少防腐劑。但是當年沒人在乎。畢竟，一整個的大蛋糕一年裡只能吃到一兩次而已。
在我小時候的日本，幸福也是聖誕老人送來的玩具。我永遠不會忘記三歲那年收到了會說話的洋娃娃。她背後有條繩子，拉一拉，就會喊出「媽媽」的。多麼高級！再說，裝洋娃娃的盒子上寫著「伊勢丹百貨公司」。那是鄰居一個阿姨向我偷偷暴露的秘密，人家竟然要破壞小孩子的信仰來取得黑色樂趣。不過，對我來說，「伊勢丹百貨公司」跟聖誕老人一樣神秘而充滿洋氣，因為那兒絕對不是媽媽平時買東西會去的地方。如果你說「伊勢丹」在美國，我都會相信的。
當年對父母來說，幸福是家用電器。有了黑白電視機，下一步想要彩電。於是七月七日七夕傍晚，家中豎起一根竹子來，在細長的葉子上，每人掛上心願的時候，媽媽寫了「請送來一部彩電」。果然沒多久，爸爸買來了日立牌彩色電視機，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款式叫做KIDO COLOR。
那真是多麼幸福的年代。每年收入一定提高。每年有新的家電上市。大家都相信，明天一定會更好。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以後，社會的復興經過二十多年的奮鬥終於上了軌道。我們過的日子越來越像電視連續劇裡的美國人。對我家而言，幸福的高峰是一九八○年父母蓋好了房子的時候。兩層樓的木造房子，屋頂上勉強設了可以做燒烤的小陽台。因為實在太高興，第一個晚上全家七口子每人帶著一條毛毯上去，仰著星星露營了一夜。
而後颳起了泡沫經濟的颱風。之前以勤儉為榮的日本人，忽然談起投資、投機來。本來大家要的是具體的物品，這回卻追求財富，也就是存摺上，財產目錄上抽象的數字了。為了擴大內需，瘋狂的消費熱潮也出現了。崇拜「品牌」的風氣從年輕一代開始，很快就席捲整個社會。從此花錢的目的不再是獲得具體的東西，而主要是炫耀財富了。社會風氣越來越膚淺，但是大家都顯得無比幸福，好比在參加沒完沒了的嘉年華。眼看著日本社會的變化，我出國漂泊去了。心裡覺得日本人的生活太空虛，想要建立另一種更腳踏實地的價值觀念。不過，實際上，日本經濟之強大才允許我在海外生存的。即使不領取父母的錢，我賺的往往是日本公司機關的錢。即使賺外國公司機關的錢，大家也重視了我本國的收入以及消費水準。
然後一九九○年，經濟泡沫突然破裂了。此間媒體把一九九○年代叫做「失落的十年」。冷戰結束，世界秩序發生了大變化，日本卻一點都沒有採取對策。反而猶如一條懶蟲，明明已經醒來都還裝睡著，為了迴避正視現實，一心想回到甜蜜的夢鄉中去。我一九九七年回日本定居，深刻感覺到社會風氣跟我小時候很不同了：傳統節日不再受重視，親戚來往幾乎斷絕。但想一想，那不是長期追求美國式小家庭生活，後來為了祖先留下的一點土地親戚間打了官司所致的嗎？儘管如此，我還是沒想到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社會瓦解竟會這麼嚴重。終於逼迫日本開眼的是二○○一年的911事件。後來的幾年，日本好比從美夢直接進入了噩夢。
我二○○七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做《午後四時的啤酒》，主要提倡緩慢的生活方式。大家早一點下班回家，享受手工食品、家庭生活的樂趣。書中我寫「幸福就是跟心愛的人在一起慢慢品嘗美味而彼此說多麼好吃」。我的想法沒變。再加上「看到孩子成長」就差不多了。但是二○一○年的今天，有點不敢公然這麼說，因為日本社會上，不幸的人實在越來越多了。
二○○八年秋天的經濟危機，帶來了年底在東京中心區出現四百個無家可歸者集體露營過年的小聚落。他們不是傳統意義的流浪漢，而是本來有家有工作，卻在這些年的經濟改革中被迫變成沒有任何保障的臨時工，當美國經濟一出問題就受牽連，非得從公司宿舍搬出來，連自己都沒意識到之前失去了一切的原中產階級人士。二○○九年的大選中，日本人讓自民黨政權下台，主要是這種狀況慘不忍睹的緣故。但是到了同年底，在民主黨政權下，「過年村」又一次出現，而社會輿論對那批無家可歸者的論調比早一年冷淡多了。
有個小學六年級的日本男孩被問將來的志願說：「能過一般的生活就好，就是不想成為homeless那樣。」日語沒有相同的詞，只好借用英語「homeless」，因為過去的日本沒有他們，現在的日本不敢正視他們。我說：「home既是房子的意思，又是家庭的意思。不成為homeless，就從愛護家庭開始。」男童還是顯得很不安。他父母有工作，生日定有鮮奶油做的蛋糕，每年耶誕節都會收到禮物。但是，他感到幸福嗎？曾經那麼具體的幸福，後來變成抽象，然後難道已經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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