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打不倒學習的心
From : 商周上班族加油報
也許自小學業上的順利使我一直對自己充滿自信與理想。雖出身貧困，卻因之使我自小養成獨立自愛的個性與刻苦耐勞的習慣。勤勉而善良的父母遺傳給我樸實、自尊及自由的人生觀。
攢錢讀書
歸仁雖偏處鄉下，但從日治時代傳下來，學校之間以升學率一較高下的觀念，也讓擔任畢業班的老師們非常注重學生升學的願望，而加以全力輔導。因此，小學六年級的我就常被留下來溫習或補習功課，但都是老師免費的義務教學，從來不要我們多繳任何錢。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以第一名自國小畢業，拿到區長獎，並順利考上台南一中。
為了要讀台南一中，我生平第一次穿了鞋子。鄉下野孩子的我在國小六年期間都是赤腳上學，冬天時有時冰凍的雙腳直蹬地面。那是我第三次去台南市，記得第一次到台南市是大約八歲時，大姊帶我坐公共汽車到台南，當時看到成排的各式各樣商店，還到當時台南最高的「五層樓」「林（Hayashi）百貨店」坐溜籠（電梯），覺得非常新奇而有趣，產生了好多幻想。第二次是為了去新營參加作文比賽，前一天提前到台南市，以便隔天一早趕到新營。
在那個普遍貧困的年代，為了要給我註冊上課，我母親還真是搜羅了一番。最後只好將她最珍貴的首飾，包括手上的訂情結婚戒指拿到一家熟悉的餅店典當借錢，才讓我到府城註冊讀書，我看在眼裡流淚在心裡，只能自我勉勵要好好的努力用功。
當時通車上學所坐的車，既非汽車，也不是公車，而是因車體較小而被大家暱稱為「五分仔車」的糖廠小火車。
糖廠以小火車在歸仁載運甘蔗，而兼辦客、貨運輸的五分仔車是在1948年雙十節開始通車，行駛路線是從關廟到歸仁的許厝村，再經過仁德的後壁村，終點站是台南東門城外的松仔腳（以後延長到南一中附近的四維街）。每天大約6點10分，小火車就已抵達歸仁的許厝車站，我們坐到松仔腳下車後，再步行大約三公里到學校，抵達時大約是早上七點半，所以通學生算是早到學校的一群。
我每天一大早起來，母親或姊姊或我自己就開始煮早飯、準備便當。但是常常便當剛準備好就聽到火車的汽笛聲，只好書包一背就跑起來趕火車，因為從我家走到火車站還要十分鐘，因此常是空著肚子到學校，一直要等到中午吃便當的時候才可以填肚子。可是當時生活困苦，便當裡常一半是蕃薯塊，菜也不夠，有一兩塊肉或一個蛋包就算不錯了，其他是菜頭瓜仔，對一個正在發育的少年來說，營養遠遠不足。更何況有那麼重的功課，包括體育和勞動服務。我又愛看小說，幾乎整天都沒有休息的時間，而回到家時已將近七點半了，才能吃晚飯。這種通學生活不久，我就覺得走路有時候無力踏下步，虛弱地要昏倒的樣子，因此我的身高就一直保持在初二時的高度，營養不良阻礙了生長，本來我在班裡屬於坐在後排的，卻被一一趕上，最後坐到前排了。
在戰爭爆發之前，台南一中每到中午吃便當的時間就會從各個角落的擴音器裡傳來西洋古典名曲，如舒伯特、莫札特、貝多芬、孟德爾頌、李斯特、柴可夫斯基、史特拉汶斯基等名家優美的旋律，那是我最喜愛的時刻。我吃完午餐就伏在桌上假寐起來，一邊欣賞音樂。那半小時的時光好像一泓清泉，洗滌了我們半天的疲憊，並為下半天準備了愉快的心情上課。這該是總務組的哪一位喜愛音樂的職員，一時「心血來潮」提供給學校的服務，因受歡迎而持續下來，且維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對我們影響很大，尤其是對我們鄉下來的學生，在我心目中那是一種「文明」的呈現。可是這種心靈上的「營養午餐」，隨後在到處是反共標語和歌曲聲中然而止，不再出現了。
就在這樣既動盪又平靜的環境中，我初中畢業了。記得畢業考試的國文作文題目是「我的志願」，我一下子就將自己受畫家梵谷的感動以及吸取藝術大師們所賜與的豐富精神營養，而立志到巴黎當畫家，終生追求藝術的願望，洋洋灑灑地傾瀉到考卷上，熱情而激昂，並提到不少西洋現代繪畫大師的名字，如畢卡索、馬諦斯、盧奧、達利、塞尚、高更、莫迪里亞尼、尤特里洛、布拉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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