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來愈多知名的台灣學者，不斷被中國大陸挖角。他們的考量是什麼？對岸大學如何覓才、留才？
文／黃惠鈴
大陸對台灣的磁吸效益再度發威，只不過，這次被吸引的不在產業，而是教育界。
台灣知名的經濟、管理學者，首當其衝。
霍德明今年六月從政大金融系離職，舉家遷往北京，被挖角到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
他有輛很寶貝的老爺車：至今共度十八載的來禮牌自行車。那輛車是他當年在美國異鄉教書時所買，一路陪著他從美國的校園回到台灣的校園，現在也跟著他進了北大的校園，迎接新生活。
在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古色古香的辦公環境裡，採訪才剛開始，他忙不迭先提醒，稍晚還有應酬，要跟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總編輯餐敘。他昨天才剛和智利央行總裁見面，明天早上還要和世界銀行、中南美洲的六國財長、央行總裁等人共進早餐，他幾乎天天得忙到午夜才能回家。
說起到大陸教書的源由，霍德明以純正的國語，說書般地玄妙道：「絕非計劃之中，但也非意料之外。」
一九九三年，霍德明就到大陸做ＡＰＥＣ短期研究，二○○一～二○○四年間，平均每一個半月就往返兩岸交流、開會。
參與歷史
霍德明說，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他比較關注大陸的變化。但這樣的研究興趣在台灣不被鼓勵，他的同事還曾跟國科會提有關大陸的研究案時，被評審委員批評：「為什麼要拿台灣的錢研究大陸？」
一方面對台灣社會發展的無力感，再者，看到大陸正快速起飛，更是心動。
「中國的歷史即將被改寫，我很幸運可以參與其中，」他說。
他的辦公室兩旁臨著的，分別是今年夏天也從台大經濟系離職的朱家祥教授，和以假期名義到北大的台大國際企業系教授巫和懋。
自從消息曝光後，巫和懋對外一直很低調。
他最近連續三期在《天下雜誌》的專欄中，寫出他對台灣高教發展的想法：國內大學對教授的淘汰機制形同虛設；庸俗的「校園民主」（學校院系主管都是每位成員（含助理教授）一人一票投出來的）深深戕害大學的發展；國內大學實施點數制度，學術研究漫無方向等後遺症……，種種批判，可看出他對學術環境的失望與無力。
大陸熱情招手
除了知名學者到大陸任教的衝擊外，年輕一輩的師資也面臨大陸高教市場熱情招手。
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任教第三年的助理教授涂榮庭，和今年八月底剛落腳廈門大學王亞南經濟研究院的助理教授齊豪，都是在美國求學快畢業時，參加專業學會的年度徵才活動，被大陸學校延攬。
涂榮庭回憶，他在美國行銷年會的求職活動中，跟很多學校面試。北大的動作很積極，很快提供來回機票，邀請他到校園演講。
這一看，顛覆了他對北京的落後印象，印象最深的是，光華管理學院對老師的尊重和提供優良的學術環境，讓他看到有很多發揮空間跟資源，而不再考慮去其他國家。
其中一個利基，是跟業界密切接觸的機會。除了平日不乏到外界演講的場合，他在光華管理學院教課的學生中，包括大陸、外商企業的高階主管，學生很尊重他給的市場建議。
「我想看看我（對學生）的影響力，」不到四十歲，小平頭、蓄著落腮鬍的涂榮庭坦言，不論在台灣、在美國，他可能是「nobody」，但在大陸，加上努力，他可以是「somebody」。目前他在光華管理學院的教學評估，是全院最高分之一。
齊豪今年剛從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他對大陸大學找人的快動作，印象深刻。例如，廈門大學跟北京清華大學在面試後隔天，就立刻發聘書給他們想要的人。台灣有的學校還要求應徵者找指導教授先寫證明，保證能在某個期限前畢業赴任，才會進一步考慮聘請。
他也坦言，選擇廈門大學除了因為制度完全照西方走，整個學院的學術活動也跟國際接觸頻繁外，其中一個考量是薪資。
「尊榮級」的享受
台灣公立大學一個助理教授的月薪約七萬，而廈門大學給齊豪除年薪百萬台幣外，每年還給他約二十萬元的研究補助。要研究助理，學校馬上幫他想辦法找錢，不需要他傷腦筋。處處協助新進教員的做法，讓他直呼「尊榮級的享受」。
除了大陸積極動作的因素，不可否認地，台灣的學術市場小，一流大學的位子多半早已被卡滿，與其到條件較差的學校，還不如轉戰亟需海外人才的大陸重點大學。
北京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教授饒培倫在美國普渡大學的老師，被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延攬成為第一個外籍系主任。幾年前有次在美國開會，當老師問他到大陸教書的意願時，他「連一秒鐘都沒思考」一口就答應。
他今年剛榮獲清華校內優良教師獎，才三十六、七歲已是正教授。同樣的年紀要在台灣拿到教授資格，並不容易。
「台灣是高等教育的社會主義天堂，」他笑道，在台灣學術界很多事不需要有危機感。
何況，台灣的工業工程學界早已飽和，「美國回來有何稀奇？大家都是嘛！」但相對地，大陸的老師能有雙語教學能力的非常少，他更顯優勢。
他在研究所開的課全部用英文。像他這學期開的人因工程課程，近三分之一是德國人，加上幾個韓國學生，課堂上國際化的程度是他在台灣所未見的。因為系上跟德國亞琛大學合作，亞琛大學每年送二十個左右的學生來上課，清華也送一批學生到亞琛大學上課。
另方面，工業工程在大陸是新興的領域，加上中國這個世界工廠擁有強大的製造威力，許多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後，需要本土資料。
饒培倫這幾年來陸續跟多家國際公司合作，包括諾基亞、摩托羅拉、微軟、ＩＢＭ、三星、日本電話電報公司、德國ＳＡＰ等。
「坦白說，我在台灣沒有這樣的機會，」饒培倫觀察，以工業工程博士的高學歷來說，在台灣除了謀教職外，業界根本沒有多大發揮空間。但在大陸，因為業界的需求大，他所做的教學跟研究都能跟業界互相配合。
當台灣學者迎著機會、西前大陸時，有優勢，也面臨挑戰。
台灣老師 上課靈活
台灣學者多有國外求學甚至教書經驗，和大陸教師相比，上課方式靈活，講課內容跟觀念新，是個優勢。
九月底一個星期日下午，北大一間階梯教室裡坐滿好幾百人，正在聽霍德明上「經濟學概論」。
兩小時課中，他不斷舉生活例子來說明經濟活動的意義，例如，為什麼世界足球大賽場的草皮可以賣錢，而北大校園的草皮賣不了錢？講到邊際效用跟總效用時，還舉了俚語「衣不如新、人不如舊」，要同學思考其中的意義，並提醒他們「讀經濟學，不要只讀課本。」
之間短暫休息時，馬上有幾個同學湧到台前發問。就連下課時已快晚上七點，有些同學仍不離開教室，一再要他多解釋課堂講的內容。有個女同學很執著地問他，「衣不如新，人不如舊」的答案是什麼，她沒聽懂。聽了霍德明說他「沒講標準答案」，要同學回家自己想想，女學生似乎有點惆悵。
大陸校園 風氣不同
「這裡的學生會要一個標準答案，所以要刺激他們思考，」霍德明觀察。
不過，也有學生不習慣，抱怨「沒講什麼」。甚至有人在課堂上寫托福英文試題、看自己的書，還有人乾脆趴著睡覺。
另方面，大陸校園風氣不同，台灣學者也需要時間調整。
例如，大陸學生已習慣老師上課一直講，不喜歡個案討論。去年曾到上海復旦大學、北京清華大學授課的中山大學企管系教授葉匡時觀察。
饒培倫上課要求同學合作專題，曾有學生很不習慣，認為只要寫作業、考試就好，還反問他：「幹嘛合作？我一個人就可以做得很好。」
另外，大陸學生的反應比較直接，講課講得好，不吝於給掌聲；覺得不贊同，也會當場不留情面。
「就像在表演，如果不對勁，要趕緊加料，」一位台籍學者說。
有次他對業界上課，事前很努力準備，講課時賣力講，還因此邊講邊喘，突然有人舉手，他心想：「完了，完了！」因為事前有人提醒他，曾經有老師因為講不好，不但在課堂上遭同學嗆聲，同學還打電話給校方，要求換人。
結果，舉手的同學說：「老師你講得很好，下節課可以繼續教，」有驚無險，但他也嚇出一身冷汗。
大陸學生很重視成績，有時會直接對老師施壓。
從加拿大一所商學院副院長榮退後，目前是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訪問教授的胡永年（這是他取的中文名字），才剛到大陸教書不久就被女學生「要求」給高分數，否則就要散播破壞他名聲的言論。他正色回絕學生的要求，告訴她：「我的名聲是你奪不走的。」
也有台灣學者在受訪時含蓄地提到：「會有同學在私下傳些話。」另類師生關係的震撼，還不只如此，一位學者透露，他曾碰過學生跑來跟他要瓶裝水喝，因為學生認為老師要負責供水。還有人要求他幫忙繳上網費。林林總總，讓他深感老師該做的事還真多。
儘管大陸的高教環境仍有諸多問題；儘管目前在大陸執教的只有零星的學者，而且多集中在經濟、管理界。但，不可否認地，當台灣、大陸同時站在一個平台，競爭優秀的高教人才時，台灣該怎麼努力提升，或者為學者創造更多舞台，恐怕才是真正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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